第一百一十章 负轭（黎明、车轮与肩上的山）
堂屋里残留的香烛气息尚未完全散去，混合着新翻泥土的淡淡腥味，像一层看不见的纱，笼罩着整个老屋。母亲的黑白遗像挂在正中的墙上，温和的目光仿佛穿透时光，静静注视着这个她操劳了一生、最终离开的地方。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巨大的、令人窒息的空荡感。
大哥、二姐、三哥帮忙处理完母亲丧事的最后琐碎——清点完亲友送来的奠仪（寥寥无几，杯水车薪），结算了道士、“八大金刚”和帮忙乡亲的烟酒饭食费用，又将家里里外外简单归置了一下。他们脸上的悲痛尚未褪尽，眼底却己写满了归途的疲惫和对各自小家庭的牵绊。
临行前的清晨，天色灰蒙蒙的。大哥蹲在院门口，闷头抽着烟，烟雾缭绕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和紧锁的眉头。他几次欲言又止，最终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，把一沓用旧报纸包着的钱塞进我手里：“海洋…家里的事…全靠你和秀芬了…妈走前…我们哥几个…唉…这点钱，不多，是我们凑的…你先拿着应急…” 那钱带着他掌心的汗湿和温度，沉甸甸的，却远不足以填补那个巨大的窟窿。
二姐红着眼圈，拉着秀芬的手，声音哽咽：“秀芬，苦了你了…家里老的小的，都压在你和海洋身上…我们在外面…也是身不由己…” 她看向屋里懵懂的安安和小石头，又抹了把泪，“等安顿好了，我们再想法子…寄钱回来…”
三哥沉默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那力道沉重而复杂，包含了歉意、无奈和一种同为男人却无法分担的无力感。他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弯腰抱了抱跑出来的安安和小石头，动作有些笨拙。
没有过多的告别，甚至没有一起吃顿早饭。他们匆匆地走了，如同他们匆匆地来。那辆载着他们离开的、开往县城的早班小巴车，在村口卷起一阵尘土，很快消失在晨雾笼罩的山路尽头。老屋门口，只剩下我和秀芬，还有两个茫然不知世事变迁的孩子。
巨大的悲伤如同冰冷的潮水，在兄姐离开后，才真正意义上毫无遮挡地汹涌袭来，瞬间淹没了刚刚被丧事忙碌所占据的心房。母亲最后在病床上艰难呼吸的样子，被白布包裹着由大哥抱进面包车的情景，棺木入土时那冰冷的黄土…一幕幕画面不受控制地在眼前闪现，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反复揉捏，痛得蜷缩。灵堂的喧嚣褪去，留下的死寂和空茫，比任何时候都更刺骨。
秀芬默默地收拾着兄姐睡过的床铺，动作迟缓，背影单薄而疲惫。她的眼睛红肿未消，脸色苍白，这些日子殚精竭虑的操持和悲痛，让她像一朵被霜打蔫了的花。安安怯生生地拉着我的衣角：“爸爸，奶奶…是不是再也不回来了？像米叔叔一样…” 小石头则懵懂地抱着我的腿，仰着小脸，咿呀着不知所云。
我用力闭了闭眼，将翻涌的泪意和几乎要冲破喉咙的哽咽死死压回心底。环顾这熟悉的老屋——斑驳的土墙，磨损的门槛，角落里堆积的、尚未处理完的丧事杂物，空气中残留的悲伤气息，以及桌上那张密密麻麻记录着债务的小本子（医院欠款、氧气机尾款、赊欠的药费、丧葬费垫付…一笔笔，像沉重的锁链）——这就是我全部的世界，也是我必须扛起的全部重量。
悲伤是奢侈的。它无法填饱孩子的肚子，无法偿还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债务，更无法照亮这个家前行的路。
我蹲下身，一手一个，将安安和小石头紧紧搂进怀里，脸颊贴着他们温软的、带着奶香的小脑袋。深吸一口气，再抬起头时，眼底的悲痛被一种近乎狠厉的坚毅所取代。声音低沉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，是对孩子说，也是对秀芬，更是对自己：
“奶奶去了很远的地方，和爷爷在一起了。他们会在天上看着我们。”
“安安，石头，爸爸在。”
“秀芬，”我看向妻子，“天塌不下来。日子，还得过。债，一分一分还！”
秀芬停下手中的动作，转过身，看着我。她眼中蓄满了泪水，嘴唇颤抖着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。那眼神里，有悲伤，有疲惫，但更多的是信任和一种同舟共济的决心。
生活这台沉重的机器，在短暂的停滞后，带着巨大的轰鸣和更深的负荷，重新开始运转，只是齿轮间仿佛都浸满了苦涩的泪。
黎明前的黑暗，成了我最亲密的“伙伴”。
当山村还沉浸在浓重的睡意中，连最勤快的公鸡都尚未打鸣，我便悄无声息地起床了。尽量不发出一点声响，怕惊扰了疲惫不堪的秀芬和熟睡的孩子。厨房里冰冷的灶台，我用最快的速度生起一小簇火，烧上一大壶开水，灌满自己的旧军用水壶。然后，就着冰冷的咸菜，囫囵吞下两个昨晚剩下的、己经发硬的玉米面饼子。这便是一天的开始。
我的战场，是那辆蓝色的“海洋运输”面包车，和一切能换来钞票的地方。
面包车成了我移动的堡垒和饭碗。天刚蒙蒙亮，它就载着我驶出寂静的村庄，汇入通往县城或周边乡镇的、渐渐苏醒的公路。有货拉货，是首选。我开着车，像个嗅觉敏锐的猎人，在建材市场门口、货运站附近、甚至镇上的集市边转悠，降下车窗，目光扫视着每一个可能需要用车的人。拉过满车的沙石水泥，沉重的车身在坑洼的路上呻吟；拉过堆积如山的农产品，车厢里弥漫着泥土和蔬果的混合气息；拉过赶集卖货的小贩和他们五花八门的家当；甚至拉过急着去县医院看病的乡亲…只要给钱，不违法，再脏再累的活儿我都接。讨价还价时，脸皮要厚，算盘要精，一分一厘都得争，因为每一分都可能关系到欠下的债。
然而，生意并非天天有。更多的时候，我在约定的地点空等半天，看着别的车拉走生意，只能徒劳地拍打着方向盘，心里计算着今天又白烧了多少油钱。每当这时，巨大的焦虑就像毒蛇一样噬咬着内心。
不能坐以待毙！
当面包车在阳光下投下孤单的影子，当等待变得漫无边际，我便毫不犹豫地锁上车门，走向下一个战场——县城边缘的劳务市场。那里是另一个充满汗水和竞争的世界。各种零工信息写在破纸板上，或者由包工头扯着嗓子喊出来：
“码头卸化肥！一吨五块！手脚麻利的来！”
“工地搬砖！日结八十！管中午一顿饭！”
“仓库整理！要三个人！动作快！”
我挤在那些同样为生计奔波的汉子中间，黝黑的脸膛，粗糙的手掌，急切的眼神。我高高举起手，声音洪亮：“老板！我干！我有力气！” 我需要证明自己。扛起百斤重的化肥袋子，肩膀瞬间被粗糙的麻袋勒得生疼，汗水混着灰尘流进眼睛，咸涩刺痛；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，和着灰浆，一摞摞红砖仿佛永远搬不完，腰背酸痛得如同断裂；在阴暗闷热的仓库里，将沉重的货物分类堆码，汗水湿透了衣背，紧贴在皮肤上…每一次肌肉的酸痛，每一次呼吸的灼热，都是向那座债务大山发起的一次微小却实在的冲锋。
中午，往往是最难熬的。为了省下几块钱，我很少在路边摊吃饭。找个背阴的水龙头，灌几口凉水，啃几口出门时带的冷饼子，就是一顿。偶尔路过热气腾腾的面摊，那飘来的香味像一只无形的手撩拨着胃，只能狠狠心，加快脚步离开。
夜色，常常是我归家的号角。
当最后一缕天光被暮色吞噬，当工地的喧嚣归于沉寂，当劳务市场的人群散尽，我才拖着灌了铅般的双腿，带着满身的尘土、汗渍和疲惫，走向停放在角落的面包车。身体像散了架，骨头缝里都透着酸痛。钻进驾驶室，启动引擎，那熟悉的轰鸣声此刻也显得格外沉重。车窗外的霓虹灯开始闪烁，照亮着别人的繁华，而我，只想快点回到那盏为我点亮的、昏黄的灯火旁。
推开家门，迎接我的往往是满室的饭菜香（尽管常常很简单），秀芬疲惫却带着期盼的眼神，和孩子们扑过来的小身影。安安会像个小大人一样，踮着脚帮我拍打身上的灰：“爸爸辛苦啦！” 小石头则咿咿呀呀地抱着我的腿。秀芬默默地端上温在锅里的饭菜，一碗热汤下肚，仿佛才能把冻僵的身体和灵魂稍稍暖回来。
饭桌上，秀芬会拿出那个小账本。昏黄的灯光下，她纤细的手指划过纸页，声音平静却带着千钧重压：
“今天收了三笔送货的钱，一共一百八十五块三毛。油钱花了三十七块。码头卸货结了一百二十块。工地搬砖八十块，中午买馒头花了三块…氧气站那边又来催了，说年前一定要结清欠款…” 她顿了顿，指着一行数字，“…这是今天还掉的老孙家杂货铺的赊账，五十八块。还剩…医院那边，连本带利，还欠着两万三千六百七十二块八毛；氧气机尾款八千整；赊的药钱五百西十块；张道士那边垫的三百块还没给；还有…” 数字像冰冷的石头，一个个砸在桌上，也砸在心上。
我默默地听着，扒拉着碗里的饭粒，喉咙发紧，饭菜也失去了滋味。巨大的数字和微薄的收入之间，是令人绝望的鸿沟。但看着秀芬低垂的眉眼，看着她因为精打细算而新添的细纹，看着两个孩子依赖的目光，那股狠劲就又涌了上来。
“嗯，知道了。” 我咽下最后一口饭，声音低沉却坚定，“明天我再去码头看看，听说有批鱼要连夜卸船，工钱能高些。城西新开了个家具厂，明天也去问问要不要送货车。” 计划着明天的奔波，仿佛这样就能离那个可怕的数字更近一步。
夜里，躺在冰冷的土炕上，身体的每一寸骨头都在叫嚣着疲惫，但大脑却异常清醒。母亲的音容笑貌在黑暗中浮现，兄姐愧疚的眼神，债主催账的声音，安安渴望新书包的眼神，小石头咿呀学语的可爱模样…各种画面和声音交织缠绕，像一张无形的网，勒得人喘不过气。巨大的压力如同沉重的磨盘，压在胸口。有时，会盯着漆黑的天花板，无声地问自己：这样拼命，真的能看到头吗？绝望的念头偶尔会像毒草一样滋生。
但每当这时，身边秀芬翻身时轻微的叹息，隔壁孩子睡梦中无意识的呢喃，又会像微弱的火苗，瞬间点燃那几乎被压垮的责任感。我是丈夫，是父亲，是这个家唯一的顶梁柱！天塌了，也得用肩膀扛住！债山再高，也得一担一担地挑！没有退路，没有选择，唯有咬着牙，向前！
于是，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，当闹钟（一个旧马蹄表）发出刺耳的“叮铃铃”声，我便像被上紧了发条的机器，再次挣扎着爬起，重复着冰冷饼子、发动引擎、汇入车流、寻找生计的循环。车轮滚滚，碾过晨曦与暮色，碾过汗水与灰尘，也碾着那份深埋心底、不敢触碰的悲痛，朝着渺茫却必须坚信的“还清债务”的那一天，艰难地、倔强地前行。日子是苦的，像未熟的柿子，涩得人皱眉，但总归，还有盼头——盼着孩子长大，盼着债务减少，盼着这个家，能在风雨飘摇中，稳稳地立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