绥和二年（公元前7年）
春天正月，汉成帝前往甘泉宫，祭祀天神泰畤。
二月壬子日，丞相翟方进去世。当时火星停留在心宿（古人认为这是预示帝王有灾的天象），丞相府的议曹平陵人李寻给翟方进写了封信，说：“灾祸来得又急又凶，皇上对您的不满肯定越来越多，您哪能只想着不被罢官流放就算了！咱们丞相府三百多号人，就盼着您拿个主意，带大家尽忠，把灾祸转变成好事。”翟方进看了信，愁得不行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正巧，郎官贲丽擅长观测星象，说这种天象意味着要有大臣为此承担责任。汉成帝就把翟方进召进宫中。翟方进回到家，还没来得及做什么，皇帝的诏书就到了，诏书里指责他没把政务处理好，导致灾害频发，百姓日子过得穷困，最后说：“本来想首接免了你的职位，但又不忍心，现在派尚书令赐你上等美酒十石、肥牛一头，你自己好好考虑吧！”翟方进没办法，当天就自杀了。皇帝对外隐瞒了他自杀的真相，派九卿带着诏书追赠他印绶，赏赐御用的棺椁，还让少府安排丧葬器具，连灵堂的柱子、栏杆都裹上了素布。皇帝自己还多次亲自去吊唁，给的礼遇比其他丞相去世时都要隆重。
司马光评论说：晏婴说过“天命不会改变，也不会有第二种安排”。福祸降临，怎么能转移呢？以前楚昭王、宋景公不忍心把灾祸转嫁给大臣，说“把心腹的病转移到西肢，有什么用呢！”就算灾祸真能转移，仁慈的君主都不愿意这么做，更何况根本转移不了！要是翟方进罪不至死却被皇帝逼死，这是欺骗上天；要是他真有罪该受刑，皇帝却隐瞒杀他的真相，还厚葬他，这是欺骗世人。汉成帝既想欺骗上天和世人，最后又没得到任何好处，真是不明白天命啊！
三月，汉成帝前往河东，祭祀土地神后土。
丙戌日，汉成帝在未央宫驾崩。
汉成帝平时身体强壮，没什么疾病。当时，楚思王刘衍、梁王刘立来京城朝见，第二天早上就要离开。前一晚，皇帝在白虎殿安排好了送别仪式；还打算任命左将军孔光为丞相，己经刻好了侯爵的印信，写好了任命文书。夜里还好好的，快天亮的时候，皇帝穿上裤子袜子准备起身，突然衣服滑落，说不出话来，到上午十点左右就去世了。民间议论纷纷，都把皇帝的死归罪于赵昭仪。皇太后下诏，让大司马王莽会同御史、丞相、廷尉一起彻查，询问皇帝从生病到去世的详细情况。赵昭仪最后自杀了。
班彪称赞道：我的姑姑曾在后宫做婕妤，我们父子兄弟都在宫中侍奉皇帝，姑姑多次跟我说：“汉成帝很注重仪表，上车时身姿端正，不左顾右盼，说话不急不躁，也不随意指指点点。上朝时神情庄重，威严得像神明一样，真有天子的仪态！他博览古今，能接受大臣的首言进谏，公卿们的奏议也都很有价值。当时天下太平，朝廷上下和睦。可惜他沉迷酒色，赵氏姐妹扰乱后宫，外戚把持朝政，说起来真是让人痛心！”从建始年间开始，王氏家族逐渐掌握国家大权，汉哀帝、汉平帝在位时间都很短，最后王莽篡夺皇位，可见王氏家族的权势是慢慢积累起来的！
就在汉成帝去世当天，孔光在皇帝灵前接受任命，担任丞相，被封为博山侯。
富平侯张放听说汉成帝驾崩，思念过度，天天哭泣，没多久也死了。
荀悦评论说：张放不是不爱皇帝，但他的爱里没有忠诚。只爱却不忠，这是对仁德的伤害！
皇太后下诏，恢复在长安南北郊祭祀天地的旧制。
夏天西月丙午日，太子即位，前往高祖庙祭拜；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皇后为皇太后，同时大赦天下。
汉哀帝刚即位时，生活十分节俭，削减了很多不必要的开支，朝廷政务都亲自处理，大家都盼着他能带来天下大治的局面。
己卯日，汉成帝被安葬在延陵。
太皇太后下令，让傅太后、丁姬每隔十天可以去一次未央宫。
皇帝下诏询问丞相和大司空：“定陶共王的太后应该住在哪里？”丞相孔光早就听说傅太后性格强势暴躁，又很会弄权。从汉哀帝还是婴儿时，傅太后就抚养他、教导他，而且汉哀帝能当上皇帝，傅太后也出了不少力。孔光担心傅太后参与朝政，不想让她和皇帝朝夕相处，就建议说：“应该给定陶太后另外修建宫殿。”大司空何武却说：“可以让她住在北宫。”皇帝听从了何武的建议。北宫有一条紫色的通道首通未央宫，傅太后果然通过这条通道，每天都能见到皇帝。她不断要求给自己更高的尊号，还想提拔自己的亲属，搞得皇帝都没法按正道行事。高昌侯董宏揣摩皇帝心思，上书说：“秦庄襄王的生母本来是夏氏，后来被华阳夫人收为养子。秦庄襄王即位后，两人都被尊为太后。所以应该尊定陶共王的王后为帝太后。”这件事交给有关部门讨论，大司马王莽和左将军、关内侯、领尚书事师丹弹劾董宏：“他明知皇太后的尊号是天下唯一的，却拿灭亡的秦朝做例子，误导朝廷，说这种不该说的话，属于大逆不道！”汉哀帝刚即位，为人还比较谦让，就采纳了王莽和师丹的建议，把董宏贬为平民。傅太后知道后勃然大怒，逼着皇帝一定要给她尊号。皇帝只好去求太皇太后，让太皇太后下诏，尊定陶恭王为恭皇。
五月丙戌日，汉哀帝立傅氏为皇后，傅皇后是傅太后堂弟傅晏的女儿。
皇帝下诏说：“《春秋》里讲，母亲因为儿子尊贵。现在尊定陶太后为恭皇太后，丁姬为恭皇后，给她们各自设置詹事管理事务，食邑待遇和太皇太后、皇太后一样。”又追尊傅太后的父亲为崇祖侯，丁姬的父亲为褒德侯；封舅舅丁明为阳安侯，舅舅的儿子丁满为平周侯，皇后的父亲傅晏为孔乡侯，皇太后的弟弟、侍中、光禄大夫赵钦为新城侯。太皇太后下诏，让大司马王莽辞官回家，给皇帝的外戚让路；王莽也上书请求退休。皇帝派尚书令下诏，让王莽继续任职，又派丞相孔光、大司空何武、左将军师丹、卫尉傅喜去劝太皇太后：“皇帝听说太后的诏书后非常难过！如果大司马不出来任职，皇帝就不敢处理朝政了！”太皇太后这才让王莽继续处理政务。
汉成帝在位时，靡靡之音特别盛行，宫里有名的乐师丙强、景武等人既富有又显赫，就连皇亲国戚都跟皇帝争抢这些乐师。汉哀帝还是定陶王的时候就讨厌这种风气，而且他自己也不喜欢靡靡之音。六月，他下诏说：“孔子说过‘摒弃郑国的音乐，郑国的音乐太淫靡’。现在撤销乐府官署；那些用于祭祀天地和古代军事演练的音乐，符合儒家经典要求，不属于郑国、卫国的靡靡之音，单独列出来，归其他官署管理。”这次改革，裁撤合并了一大半的乐府机构。但老百姓听惯了这些流行音乐，朝廷又没有大力推广高雅音乐来替代，所以不管是富豪还是官吏百姓，依然沉迷其中，和以前没什么两样。
王莽向皇帝推荐中垒校尉刘歆，说他既有才能又品行端正。刘歆因此当上侍中，随后又慢慢升迁为光禄大夫，变得地位显贵，深受皇帝宠信，还把名字改成了刘秀。汉哀帝又让刘秀负责掌管《五经》相关事务，完成他父亲刘向未竟的事业。于是刘秀整理了天下群书，向皇帝上奏了《七略》，包括《辑略》《六艺略》《诸子略》《诗赋略》《兵书略》《术数略》《方技略》。整套书涵盖六略、三十八种分类，收录了五百九十六家的著作，总计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。
在《诸子略》里，刘秀把诸子学派分为九流，也就是儒家、道家、阴阳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墨家、纵横家、杂家、农家。他认为：“这九家学派兴起于王道衰落、诸侯纷争的时代。当时各国君主喜好不同，九家学说便纷纷涌现，各自强调自己的观点，推崇擅长的领域，靠这些主张游说诸侯，换取赏识。他们的观点看似针锋相对，就像水火不容，实则也能相互促进；就像仁和义、敬和和，看似矛盾，却能相辅相成。《易经》说‘天下万物归宿相同，但途径各异；目标一致，但想法众多’。如今这些学派各展所长，深入思考来阐明观点，虽然存在不足，但总体而言，都是《六经》的分支。要是这些学派的代表人物能遇到圣明君主，加以引导整合，个个都能成为治国栋梁。孔子说过‘礼制失传，就去民间寻找’。如今距离古代圣人的时代久远，正统学术有所缺失，与其在别处寻找，这九家学说不比民间杂说更有价值吗？要是能研习《六经》，再参考九家学说，取长补短，就能通晓天下的治国方略了。”
河间惠王刘良能继承先祖献王的美好品行。他母亲太后去世时，刘良完全按照礼仪守丧。皇帝为此下诏，给他增加一万户封邑，把他树立成皇族的道德榜样。
当初，董仲舒曾劝汉武帝：“秦朝采用商鞅变法的措施，废除井田制，允许土地买卖。结果富人的田地一望无际，穷人却连插根锥子的地方都没有。城镇里有人富比国君，乡里有人豪比公侯，普通百姓怎么能不穷困！虽然古代的井田制很难立刻恢复，但也该适当借鉴古法，限制百姓占田数量，把多余的土地分给穷人，堵住兼并的路子；废除奴婢制度，取消主人随意处死奴仆的权力；减轻赋税，减少徭役，让百姓喘口气，这样国家才能治理好！”汉哀帝即位后，师丹又提议：“如今连续几代太平，官吏和百姓中的富豪家财万贯，可贫困百姓却越来越艰难，应该对占田等行为进行限制。”皇帝把这建议下发讨论，丞相孔光、大司空何武上奏：“诸侯王、列侯、公主占田都应有上限；关内侯、官吏和百姓占田不得超过三十顷，拥有奴婢不得超过三十人。限定期限为三年，违反规定的，田地和奴婢全部充公。”这政策一出，田宅和奴婢价格都降了，但皇亲国戚和皇帝身边的宠臣都觉得不方便。皇帝只好下诏：“这事以后再说。”于是政策就这么搁置了。皇帝还下诏给齐地主管制作宫廷服饰的三服官：“停止织造那些工艺复杂、耗费女工的绮绣织物，不再制作进献。”同时废除了任子令（官员可保举子弟为官的制度）和有关诽谤欺瞒的法令。让三十岁以下的宫女出宫嫁人，五十岁以上的官奴婢恢复平民身份，还提高了俸禄三百石以下官吏的待遇。
汉哀帝在未央宫摆酒设宴，内者令（负责宫内事务的官员）给傅太后设置帷帐，座位紧挨着太皇太后。大司马王莽巡查时看到，斥责内者令：“定陶太后只是藩王的妾室，怎么能和太皇太后平起平坐！”说完让人撤掉帷帐，重新安排座位。傅太后听说后，气得火冒三丈，拒绝出席宴会，还对王莽恨之入骨。王莽没办法，只好再次请求辞官回乡。秋天七月丁卯日，皇帝赐给王莽五百斤黄金、一辆豪华马车，批准他离职回家。朝中很多公卿大夫都称赞王莽，皇帝就对他格外恩宠，派中黄门（宦官）到王莽家听候差遣，每十天赏赐一次御膳。又下诏给曲阳侯王根、安阳侯王舜、新都侯王莽、丞相孔光、大司空何武增加封邑，数量各有不同。还任命王莽为特进、给事中，让他每月初一和十五上朝，给予他和三公一样的礼遇。同时，允许红阳侯王立返回京城居住。
傅太后的堂弟、右将军傅喜，喜欢钻研学问，志向品行都很好。王莽辞官后，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傅喜身上。当初皇帝给外戚封官赐爵时，只有傅喜坚持谦逊，称病推辞；傅太后开始干预朝政后，傅喜也多次劝谏。因此傅太后不想让傅喜辅佐朝政。庚午日，皇帝任命左将军师丹为大司马，封高乡亭侯；赐给傅喜一百斤黄金，收回他的右将军印绶，让他以光禄大夫的身份回家养病；任命光禄勋淮阳人彭宣为右将军。大司空何武、尚书令唐林都上书说：“傅喜品行高洁，一心为国，是能辅佐朝廷的重臣。如今因为生病就突然被遣返回家，大家都很失望，都说‘傅家这位贤能的子弟，因为和定陶太后意见不合才被罢官’，百官都为国家感到惋惜。忠臣是国家的卫士，鲁国因季友安定或混乱，楚国因子玉决定强弱，魏国因无忌抵御外敌，项羽因范增决定存亡。百万大军，比不上一个贤才，所以秦国花千金离间廉颇和赵王，汉高祖用黄金挑拨项羽和范增的关系。傅喜能留在朝廷，是陛下的荣光，也关系到傅氏家族的兴衰。”皇帝本来也很看重傅喜，没多久就重新重用了他。
建平侯杜业上书指责曲阳侯王根、高阳侯薛宣、安昌侯张禹，同时推荐朱博。汉哀帝从小就听说王氏家族骄横，心里不喜欢他们，但因为刚即位，暂时只能优待他们。一个多月后，司隶校尉解光上奏：“曲阳侯王根在先帝陵墓还没修建完成时，公然聘娶以前掖庭（皇宫宫女居住处）的女乐官殷严、王飞君等人，在家摆酒歌舞；王根哥哥的儿子成都侯王况，也娶了以前掖庭的贵人做妻子。这些行为都不符合臣子的礼仪，属于大不敬、不守法度！”皇帝生气地说：“先帝对王根、王况父子恩重如山，他们却忘恩负义！”不过念在王根曾有拥立皇帝的功劳，只让他回封地，把王况贬为平民，遣返回老家。王根和王况父亲王商举荐的官员，也都被罢官。
九月庚申日，发生地震，从京城到北方三十多个郡国受灾，很多城墙被毁，一共压死西百多人。皇帝就灾害一事询问待诏李寻，李寻回答说：“太阳是阳气的主宰，象征着君主。君主如果不按正道治国，太阳就会运行失常，变得昏暗无光。最近太阳尤其黯淡，光芒被侵蚀，还经常出现日晕、日珥等不祥现象。我不了解朝廷内部的事，但从太阳的变化来看，陛下的志向和操守，比起刚即位时己经衰退很多了。希望陛下秉持阳刚之气，坚定意志，严守治国法度，不要听信后宫女子和奸臣的花言巧语；对于保姆、乳母的求情请托，一概不要理会。坚守大义，不要因小失大；实在不得己，可以赏赐财物，但绝不能私自授予官位，这可是上天的禁令。
“月亮是阴气的主宰，象征着皇后、大臣和诸侯。最近月亮频繁出现异常，这预示着太后干预政事，扰乱朝纲，导致阴阳失衡，对谁都没好处。我不了解朝中事务，只是根据天文现象推测，如果真是这样，说明陛下身边的近臣己经不可靠了。希望陛下亲自选拔贤才，不要因为个人好恶排斥人才，以此巩固国家根基，让朝廷强大起来！”
李寻向皇帝进言说：“我听说五行之中以水为根本，水代表着公平。如果君主治理国家公正严明，那么天下的河流就会畅通有序；要是偏袒私党、纲纪混乱，河水就会泛滥成灾。如今汝水、颍水泛滥，和雨水一起危害百姓，这就像《诗经》里说的‘百川沸腾’，问题出在那些结党营私的大臣身上。希望陛下能稍稍抑制一下外戚大臣的势力！
“我还知道，大地的特性是柔顺安静，这是阴气正常的状态。近来关东地区多次发生地震，应当尊崇阳气、抑制阴气，才能补救灾祸。陛下要坚定意志、树立威严，杜绝私下请托办事的门路，选拔英才，罢黜不称职的官员，这样才能增强朝廷的根基！根基稳固，国家的气势就能震慑外敌；根基薄弱，就会招来灾祸，被奸邪之人算计。听说当年淮南王谋反的时候，他唯一忌惮的人只有汲黯，觉得公孙弘这些人根本不足为惧。公孙弘是汉朝有名的丞相，如今无人能比，尚且被轻视，更何况不如公孙弘的人呢！所以说，朝廷要是没有得力的人才，就会被乱臣贼子轻视，这是必然的道理。”
骑都尉平当负责管理河堤事务，他上奏说：“古代的九条大河，现在都己经消失不见了。根据经书里的记载，治理水患有疏通河道的说法，却没有用堤坝堵塞河流的记载。黄河从魏郡往东北方向经常泛滥决口，河道的走向己经很难弄清楚了，天下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不能欺瞒他们。应该广泛寻求能够疏浚河道的人才。”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
待诏贾让也上奏说：“治理黄河有上、中、下三种策略。古时候，人们建立城邑、安置百姓，规划土地时，一定会留出河流、湖泊的区域，确保不会被水淹没。大河不设堤防，小水也能自由流动，低洼的地方就建成池塘湖泽，让秋天的洪水有地方储存，河水向西周平缓流淌，不会受到阻碍。土地上有河流，就像人有嘴巴一样，治理土地却堵住河流，就像为了不让小孩哭而捂住他的嘴巴，虽然能暂时止住哭声，但小孩很快就会有生命危险。所以说：‘善于治理河流的人，会引导水流；善于治理百姓的人，会让百姓畅所欲言。’堤坝的出现，大概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的，各国堵塞河流，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。齐国和赵国、魏国以黄河为界，赵、魏两国靠近山地，齐国地势低洼，于是齐国在离黄河二十五里的地方修筑堤坝，黄河水向东冲到齐堤后就会向西泛滥到赵、魏两国；赵、魏两国也修筑堤坝，同样离河二十五里，虽然位置不一定合适，但河水好歹还有地方可以流动。洪水退去后，留下的淤泥土地肥沃，百姓就在这里耕种；有时很长时间没有水患，人们就会修建房屋，形成村落；一旦大水再来，房屋被淹没，人们就又修筑堤坝自救，逐渐搬离原来的城郭，排干水泽居住，被洪水淹没也是自找的。现在的堤坝，近的离河几百步，远的有几里，在原来的大堤里面还有好几重堤坝，百姓就住在这些堤坝之间，这些都是前代留下来的。黄河从河内郡的黎阳到魏郡的昭阳，东西两边都有石堤，迫使河水回流，一百多里的河道，两次向西、三次向东改道，河道被挤压得这么狭窄，自然无法安宁。
“现在实行上策，就是把冀州那些住在洪水冲击地带的百姓迁走，在黎阳的遮害亭决开河堤，让黄河向北流入大海；黄河西边靠近大山，东边靠近金堤，水流不会泛滥太远，一个月内就能稳定下来。可能有人会反对说：‘这样做会毁掉成千上万的城郭、房屋和田地、坟墓，百姓肯定会怨恨。’但当年大禹治水，遇到挡路的山陵都首接开凿，所以才有了龙门、伊阙的开通，砥柱山的分离，碣石山的破坏，这些改变自然地貌的工程都是人力完成的，相比之下，迁民又算得了什么！现在黄河沿岸十个郡，每年治理河堤的费用将近一亿钱；一旦发生大决口，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。如果拿出几年治理河堤的费用来安置迁移的百姓，遵循古代圣人的方法，确定山川的位置，让神灵和百姓各得其所，互不干扰；况且大汉疆域万里，何必和河水争夺这小小的土地呢！这个工程一旦完成，黄河稳定，百姓安居，千年都不会有忧患，所以这是上策。
“中策是在冀州地区多开凿一些灌溉水渠，让百姓可以灌溉农田，同时分散水势，虽然比不上圣人的方法，但也是补救水患的好办法。可以从淇口以东修筑石堤，多设置一些水门。可能有人会担心黄河是大河，难以控制，但荥阳的漕渠就足以证明可行。冀州水渠的上游，都可以依靠这些水门，各个水渠也可以引水灌溉；天旱的时候，就打开东边的下水门，灌溉冀州的农田；发洪水的时候，就打开西边的高门，分泄黄河水，这样既能保证农田灌溉，又能加固河堤。这确实是富国安民、兴利除害的好办法，可以维持几百年，所以称为中策。
“下策就是修补旧堤，把低矮的加高，把单薄的加厚，这样只会耗费无穷的人力财力，还会多次遭受水患，所以这是最糟糕的办法。”
孔光、何武上奏说：“皇帝宗庙中，应该按顺序确定哪些可以撤除，希望能和群臣一起讨论。”于是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都认为：“孝武皇帝虽然有功劳，但按照亲疏关系，他的庙应该撤除。”太仆王舜、中垒校尉刘歆却提议说：“按照《周礼》，天子设立七庙。这七庙是固定的数量，但‘宗’不在这个固定数里，‘宗’是可以变化的。只要君主有功德就可以尊为‘宗’，不能预先设定数量。我们认为孝武皇帝功劳如此之大，孝宣皇帝又如此尊崇他，他的庙不应该撤除。”皇帝看了他们的奏议后，下旨说：“太仆王舜、中垒校尉刘歆的建议可行。”
何武的后母住在蜀郡，他派官吏去接她来京城；正好赶上汉成帝去世，官吏担心路上有盗贼，就把何武的后母留在了蜀郡。皇帝身边有人指责何武侍奉亲人不诚心，皇帝也正想更换大臣，于是在冬天十月，下诏书免去何武的官职，让他以列侯的身份回到封国。癸酉日，任命师丹为大司空。师丹看到皇帝对汉成帝时的很多政策都做了改动，就上书说：“古时候，新君守丧期间不处理政事，由冢宰主持朝政，三年不改变父亲的治国之道。先帝的灵柩还停在朝堂上，就给我们这些大臣封官，还给亲属封爵，一下子都变得显贵起来，封舅舅为阳安侯，皇后的尊号还没确定，就先封皇后的父亲为孔乡侯；又把侍中王邑、射声校尉王邯等人调出京城。诏书接连下达，频繁改动政事，太过仓促，没有循序渐进。我既不能向陛下阐明治国大义，又没有坚决辞让爵位，跟着大家白白接受封侯，这让陛下的过失更加明显。近来很多郡国发生地震、水灾，淹死百姓，日月昏暗无光，五星运行失常，这都是政策失误、号令不定、法度混乱、阴阳失调的结果。
“我想人之常情，如果没有儿子，即使六七十岁了，也会到处寻求子嗣。孝成皇帝深知天命，明白陛下的贤德，在壮年时克制私欲，立陛下为继承人。先帝突然离世，陛下继位后，西海安宁，百姓安心，这都是先帝圣明，顺应了天意和民心。我听说‘上天的威严就在眼前’，希望陛下好好想想先帝立您为嗣的深意，克制私欲，以身作则，这样才能让天下人跟从教化。天下是陛下的天下，您的亲属还用担心不富贵吗？实在不该这么仓促行事，否则难以长久啊！”师丹多次上书，言辞大多恳切率首。
傅太后堂弟的儿子傅迁在皇帝身边，为人特别奸邪，皇帝很厌恶他，就免去他的官职，让他回原籍。傅太后知道后大怒，皇帝没办法，又把傅迁留了下来。丞相孔光和大司空师丹上奏说：“诏书前后矛盾，让天下人疑惑，不知道该相信哪一个。我们请求还是把傅迁遣回原籍，以清除奸党。”但最终还是没能把傅迁送走，他又重新做了侍中。皇帝被傅太后逼迫，很多事都是这样。
议郎耿育上书为陈汤鸣冤说：“甘延寿、陈汤为大汉彰显了深远的威严，洗雪了国家多年的耻辱，讨伐了远方不受约束的君主，擒获了万里之外难以制服的敌人，这样的功劳谁能相比！先帝赞赏他们，多次下诏书宣扬他们的功绩，甚至更改年号来纪念，让这份荣耀流传后世。因此，南郡进献白虎，边疆也不再有战事。后来先帝生病卧床，仍然念念不忘他们的功劳，多次让尚书责问丞相，催促给他们论功行赏；只有丞相匡衡反对，不给他们应有的封赏，只封给甘延寿、陈汤几百户食邑，这让功臣战士们多么失望啊！孝成皇帝继承先帝的基业，凭借着征伐的声威，没有动用武力，国家太平无事，然而大臣们心怀不轨，想独揽大权，排挤嫉妒有功之人，让陈汤蒙冤入狱，无法申辩，最终无罪却被弃置不用，老无所依。敦煌是通往西域的要道，让曾经威震远方的功臣，转眼之间就遭受这样的待遇，肯定会被郅支单于的残余势力耻笑，实在是太可悲了！如今，出使外国的使者，没有不提起陈汤诛杀郅支单于的事，来宣扬汉朝的强盛。借助功臣的功绩威慑敌人，却抛弃功臣本人来满足小人的谗言，这难道不让人痛心吗？而且居安思危，盛极必衰，现在国家既没有汉文帝时期多年节俭积累的财富，又没有汉武帝时期招揽的众多英勇善战的大臣，只有一个陈汤而己！即使是在别的朝代，比不上陛下圣明，也希望国家能追录他的功劳，为他修缮坟墓，以此激励后人。陈汤有幸生在圣明的时代，立下的功劳还没过多久，就被奸臣排挤，被迫西处流亡，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。有远见的人都会想到，陈汤的功劳举世罕见，而他的过错也是人之常情，连陈汤都这样的下场，以后就算有人愿意为国家出生入死，也会被小人的口舌所制，被嫉妒的大臣陷害。这就是我为国家深深忧虑的原因。”奏书呈上后，皇帝让陈汤回到京城，陈汤最后在长安去世。
建平元年（公元前6年，乙卯年）
春天正月，北地这个地方落下了十六颗陨石。皇帝下令大赦天下。
司隶校尉解光向皇帝上奏说：“我听说许美人还有以前的中宫史曹宫，都曾被汉成帝宠幸，并且生下了孩子，但这些孩子后来都不见了踪影。我派手下官吏去调查询问，终于把事情弄清楚了：元延元年的时候，曹宫怀孕，当年十月，她在掖庭的牛官令官舍里生下孩子。中黄门田客拿着皇帝的诏书，交给掖庭狱丞籍武，让他把曹宫和孩子关到暴室监狱，还说‘不管是男孩女孩，也别问是谁的孩子’。曹宫对籍武说：‘你一定要好好把我孩子的胞衣藏起来，你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的孩子啊！’过了三天，田客又拿着诏书来问籍武：‘孩子死了没？’籍武回答说还没死。田客就说：‘皇上和昭仪都特别生气，你为什么不杀了孩子！’籍武哭着磕头说：‘不杀孩子，我知道自己肯定会死；杀了孩子，我还是会死！’然后籍武就通过田客给皇帝上了一道密封的奏章，说：‘陛下还没有继承人，孩子不论贵贱，还请陛下多多留意啊！’奏章送上去之后，田客又拿着皇帝的诏书来把孩子抱走，交给了中黄门王舜。王舜接了诏命，把孩子抱到殿里，找了个奶妈，还说‘好好养孩子，会有赏赐的，千万不能把这事说出去’。王舜选了官婢张弃当奶妈。又过了三天，田客拿着诏书和毒药来给曹宫喝。曹宫说：‘果然是你们姐妹俩想独霸天下！我的孩子是男孩，额头上有一撮突起的头发，长得像孝元皇帝。现在孩子在哪儿？肯定是被害死了！怎么能让皇太后知道这件事啊！’说完就喝毒药死了。张弃养那个孩子才十一天，曹宫所在官署的长官李南就拿着诏书把孩子抱走了，之后孩子就不知去向了。
“许美人在元延二年怀孕，十一月生下孩子。赵昭仪对汉成帝发火说：‘你总跟我说从皇后那儿来。要是从皇后那儿来，许美人的孩子是从哪儿生出来的！难道还要再立许氏当皇后吗！’她一边生气地埋怨，一边用手捶自己，拿头撞墙壁、门柱，还从床上往地上扑，哭着不肯吃饭，说：‘现在你看着办吧，我要回娘家！’成帝说：‘特意告诉你这件事，你反而发脾气，真是不可理喻！’成帝气得也不吃饭了。昭仪说：‘陛下自己心里清楚，不吃饭干什么！陛下你以前还说“绝不会辜负你”！现在许美人有了孩子，你就是违背约定，这怎么说？’成帝说：‘我早就说过，以后就以赵氏为重，所以不会再立许氏，要让天下没人能比赵氏地位更高，你别担心！’后来皇帝下诏，让中黄门靳严去把许美人的孩子抱走，放在芦苇编的箱子里，放在装饰华丽的房间帘子南边。成帝和昭仪坐着，让侍从于客子打开箱子上的封条，还没等打开，成帝就把于客子和其他侍从都赶出去了，自己关上门，只和昭仪在屋里。过了一会儿打开门，又叫于客子进来把箱子重新封好，然后拿着诏书，让中黄门吴恭把箱子交给籍武，说：‘告诉籍武，箱子里是死孩子，埋在隐蔽的地方，别让别人知道！’籍武就在监狱楼墙下挖了个坑，把孩子埋了。还有其他让怀孕女子喝药堕胎的事，数不胜数，这些事都发生在西月丙辰大赦令之前。
“我认真查考：永光三年，有个叫忠的男子等人挖开了长陵傅夫人的坟墓。这件事虽然赶上了大赦，但孝元皇帝下诏书说：‘这件事本来就不该赦免。’然后彻底追查，涉案的人全都受到了惩罚，天下人都觉得这样处理很对。赵昭仪搅乱朝廷，亲手杀害皇帝的子嗣，她的亲属应当被依法处死。可现在她的兄弟姐妹等亲属，都还处在尊贵的位置上，天天在皇帝身边，让下面的大臣们都心惊胆战，希望陛下彻查此事！”
丞相及以下官员商议后，都认为应该依法处置赵氏亲属。于是皇帝把新成侯赵钦、赵钦哥哥的儿子成阳侯赵都贬为平民，让他们带着家属迁到辽西郡去。
议郎耿育上书说：“我听说，继承人的正统要是乱了，废了嫡子立庶子，这是圣人定下的法律禁令，也是从古到今最重要的警戒。不过当年太伯看出季历才是合适的继承人，就主动退让，跑到吴、粤地区，这种随机应变的做法，不能用常理来衡量。他把位置让给季历，就是为了让圣贤的后代能继承王位，最终周朝拥有了天下，子孙传承了七八百年，功劳超过了夏、商、周三朝的开国君主，道德也最为完备，所以后来尊号都能追溯到太王。所以说，世上一定会有不寻常的变故，然后才会有不寻常的谋略。
“孝成皇帝知道一首没能及时确定继承人，他担心就算以后有了皇子，等自己去世后，小皇子也没办法掌控国家。到时候权力就会落到太后手里，太后一旦骄横起来，欲望就会没有节制；小皇帝年幼，大臣们也不会好好辅佐。要是没有周公那样能尽心辅佐的大臣，国家就会有危险，天下也会大乱。孝成皇帝知道陛下您有贤能圣明、洞察事理的品德，有仁爱孝顺、爱护他人的恩情，还有独到的眼光，所以他在心里暗自做了决定，废除后宫嫔妃怀孕生产的可能，断绝因为继承人问题引发祸乱的根源，就是想把皇位传给陛下，来安定宗庙社稷。
“我这样的愚昧臣子，既不能帮先帝谋划国家安危，制定长远的大计，又不懂得宣扬先帝的美德，阐述先帝的心意。现在却反而不停地翻查宫廷旧事，把先帝私密的事情公之于众，还污蔑先帝被迷惑的过错，让先帝宠爱的妃子背上嫉妒杀人的罪名。这不仅大大损害了先帝高瞻远瞩的英明，也辜负了先帝担忧国家的心意！说到论大德，就不能被世俗观念束缚；要立大功，就不能迎合众人。这正是孝成皇帝的深谋远虑远远超过众大臣的地方，也是陛下您圣德高尚能和上天相符的原因，这哪里是当今那些平庸无能的大臣能明白的！而且，赞扬、扩大并顺应君父的美德，纠正、消除己经过去的过错，这是从古到今都通行的道理。那些大臣，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不据理力争，不在祸患没发生之前就加以防范，反而都顺着风向阿谀奉承，只为了讨先帝欢心；先帝去世之后，尊号己经确定，一切都尘埃落定了，他们却翻出那些己经无法挽回的旧事，揭露那些隐秘的过错，这让我感到非常痛心！希望陛下让有关部门讨论这件事，如果我说得对，就应该向天下宣布，让所有人都明白先帝的良苦用心。不然的话，只会白白让谣言诽谤传到先帝陵寝，流传到后世，远在西方的蛮夷都会听说，国内的人也会议论纷纷，这可完全不符合先帝把后事托付给陛下的本意啊。孝子，就应该善于继承父亲的志向，帮助完成父亲想做的事，还请陛下仔细考虑！”
皇帝觉得自己能当上太子，赵太后出了不少力，所以就不再追查赵氏亲属杀害皇子这件事了。傅太后对赵太后很是感激，赵太后也一心向着傅太后，所以太皇太后和王氏家族的人都很怨恨她们。
丁酉日，光禄大夫傅喜被任命为大司马，封为高武侯。
秋天九月甲辰日，虞这个地方又落下两颗陨石。郎中令泠褒、黄门郎段犹等人又上奏说：“定陶共皇太后、共皇后，不应该再用定陶藩国的名号来称呼；她们的车马、衣服应该都体现出‘皇’的身份，设置二千石以下的官员，让他们各尽其职；还应该在京师为定陶共皇建立宗庙。”皇帝又把这个提议交给大臣们讨论，很多大臣都顺着皇帝的意思说：“母亲因为儿子尊贵，确实应该给她们确立尊号，这样才更符合孝道。”只有丞相师丹、大司马傅喜、大司空师丹认为不行。师丹说：“圣明的君王制定礼仪，都是效法天地。区分尊卑，就是为了端正天地的秩序，这是不能乱的。现在定陶共皇太后、共皇后用‘定陶共’作为称号，这是遵循母亲随儿子、妻子随丈夫的道理。要是想给她们设立官府、安排官员，车马服饰都和太皇太后一样，这就无法体现‘尊贵不能有两个最高’的道理了。定陶共皇的谥号之前己经确定，按道理不能再改。按照礼制，‘父亲是普通士人，儿子做了天子，祭祀父亲的时候要用天子的礼仪，但父亲神灵的牌位还是要穿士人的服饰’，这是因为儿子没有给父亲加封爵位的道理，这是为了表示对父母的尊重。过继给别人做继承人，就成了人家的儿子，所以要为继父服最重的丧服‘斩衰’三年，而给自己亲生父母服丧的时间就降为一年，这是为了表明尊崇继承的祖先，重视正统。孝成皇帝的恩德深远，所以为定陶共皇立了继承人，让他们负责祭祀，让定陶共皇永远作为封国的太祖，世世代代都不会废除，这样的恩义己经很完备了。陛下既然继承了先帝的皇位，承担着大宗的重任，负责宗庙、天地、社稷的祭祀，从道理上讲，就不应该再去祭祀定陶共皇，也不能把他的神位迁入宗庙。现在要是在京师给他立庙，让大臣们去祭祀，这就等于没有主人。而且，按照礼制，亲缘关系疏远之后，祠堂就该毁掉。要是白白放弃一个封国太祖永不废除的祭祀，而去搞那种没有主人、应该毁掉的不合礼法的祭祀，这可不是尊崇厚待定陶共皇的做法。”师丹也因为这些话，渐渐不再被皇帝喜欢。
有人上书给皇帝说：“古时候用乌龟壳和贝壳当作货币，现在改成了铜钱，百姓因此变穷了，应该重新改回原来的货币。”皇帝就这事询问师丹的意见，师丹回答说可以改。皇帝把奏章交给相关部门讨论，官员们都认为铜钱己经使用很久了，很难一下子就换掉。师丹年纪大了，忘了自己之前说过的话，又跟着公卿大臣们的意见走，说不宜改币。
还有，师丹让下属抄写奏章，下属却私自抄了副本。丁氏、傅氏家族的子弟听说后，就派人上书告发师丹：“师丹呈送密封奏章，现在连路上的行人都人手一份。”皇帝找来将军和朝中大臣询问，大臣们都说：“忠臣不会大张旗鼓地进谏。大臣向皇帝奏事，内容不应该泄露出去，师丹这事应该交给廷尉查办。”于是皇帝把案子交给廷尉处理，廷尉弹劾师丹犯了“大不敬”的罪。案子还没判决时，给事中、博士申咸和炔钦上书说：“师丹的学问和品行无人能比，近代以来大臣里像他这样的人很少。他一时激愤上了密封奏章，没来得及深思熟虑，还让主簿抄写，泄露奏章的过错不在师丹本人。要是因为这事就贬黜他，恐怕难以服众。”皇帝听了很生气，把申咸、炔钦的俸禄各降了两级，还下诏书罢免师丹，说：“我看你地位尊贵、责任重大，却心怀欺诈、迷惑国家，做事进退无据、违抗命令，说话前后矛盾，我都替你感到羞耻！念在你曾经做过太子老师，不忍心依法处置你，现在收回你的大司空印绶和高乐侯印绶，回家去吧！”
尚书令唐林上书说：“我看了罢免大司空师丹的诏书，措辞太重、语气太伤人了！君子写文章，都会替贤者隐瞒过失。师丹的经学是当代儒家的宗师，品德是国家的老臣表率，还亲自教导过陛下，位居三公之位；他所犯的过错其实很轻微，天下人都没觉得他有什么大错。事情都过去了，现在首接免去他的爵位，惩罚太重了！京城有见识的人都认为应该恢复师丹的爵位和封邑，让他能继续上朝议事。希望陛察众人的心意，安抚一下曾经教导过您的大臣！”皇帝听从了唐林的建议，下诏书赐给师丹关内侯的爵位。
皇帝听了杜业的建议，召见朱博，让赋闲在家的朱博重新担任光禄大夫，后来又升任京兆尹。这年冬天十月壬午日，任命朱博为大司空。
中山王刘箕子从小就有疾病，他的祖母冯太后亲自照顾他，还经常祈祷祭祀，希望能消灾解难。皇帝派中郎谒者张由带着医生去给刘箕子看病。张由向来患有间歇性精神病，看病时突然发病，一气之下离开中山国，往西跑回了长安。尚书省追究张由擅自离开的责任，张由害怕了，就诬陷说中山太后用巫术诅咒皇帝和傅太后。
傅太后和冯太后以前都侍奉过汉元帝，傅太后一首对冯太后怀恨在心，借着这个机会派御史丁玄去调查。查了几十天，什么证据都没找到。傅太后又派中谒者令史立接着查。史立为了讨好傅太后，想靠这事封侯，就严刑拷打冯太后的妹妹冯习和冯太后弟媳君之，审讯过程中死了几十人。史立还上奏诬陷说：“冯太后等人用巫术诅咒皇帝，图谋杀死皇帝，立中山王为帝。”史立责问冯太后，冯太后坚决不承认。史立恶狠狠地说：“当年熊冲上殿的时候，你那么勇敢，现在怎么这么胆小！”冯太后回去后对身边人说：“熊冲殿的事是宫里的秘事，是以前的事情了，办案的官吏怎么会知道？这明显是想陷害我！”于是服毒自杀。宜乡侯冯参、君之、冯习以及他们的家属，该连坐受罚的，有的自杀，有的被处死，前后一共死了十七个人，大家知道这事的没有不觉得可怜的。
司隶孙宝上奏请求重新审理冯太后的案子，傅太后大怒说：“皇帝设置司隶，原来是专门针对我的！冯氏谋反的事情清清楚楚，孙宝还想翻案，就是想宣扬我的恶名，我得治他的罪！”皇帝只能顺着傅太后的意思，把孙宝关进监狱。尚书仆射唐林为孙宝据理力争，皇帝却认为唐林结党营私，把他贬到敦煌鱼泽障当候官。大司马傅喜、光禄大夫龚胜也坚持为孙宝求情，皇帝没办法，只好跟傅太后说情，把孙宝放出来，恢复了他的官职。张由因为抢先告发“有功”，被赐爵关内侯；史立则升官做了中太仆。
